2月初，比爾蓋茲發佈了新書《原始碼》（Source Code），評價不錯。本文是新書試讀。

此前，翻譯過他參加童子軍徒步遠足的經歷，是本書的序言部分，參見《華爾街日報》：比爾·蓋茲回憶少年時期：和小夥伴們徒步時，我在腦子裡想程式設計。我是阿斯伯格嗎？有可能——

假以時日，將會誕生一家偉大的公司。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全球數十億台電腦的核心位置，會運行著長達數百萬行程式碼的軟體程序。隨之而來的會是財富、競爭對手，以及對如何始終站在技術革命前沿的持續擔憂。

在這一切發生之前，只有一副紙牌和一個目標：打敗我的祖母。

在我的家族裡，要想贏得他人的喜愛，沒有什麼比擅長玩遊戲，尤其是紙牌遊戲來得更快了。如果你在拉米紙牌、橋牌或卡納斯塔紙牌遊戲中表現出色，就能贏得我們的尊重。這使得我的外祖母阿黛爾·湯普森（Adelle Thompson）成為了家族裡的傳奇人物。“祖母是玩牌的高手”，這是我小時候經常聽到的話。

祖母成長於華盛頓州的鄉村地區，在一個名叫伊瑟闊（Enumclaw）的鐵路小鎮。這裡距離西雅圖不到五十英里，但在1902年她出生的時候，這裡與西雅圖彷彿是兩個世界。她的父親是一名鐵路電報員，她的母親艾達·湯普森（Ida Thompson）——我們都叫她拉拉（Lala）——後來通過烤蛋糕以及在當地的鋸木廠售賣戰爭債券，掙得一份微薄的收入。拉拉也經常玩橋牌。她的牌友和對手都是鎮上的社交名流，比如銀行家的妻子和鋸木廠的老闆。這些人或許更有錢或者社會地位更高，但拉拉憑藉在牌桌上輕鬆擊敗他們，縮小了彼此之間的差距。這種天賦傳給了祖母，在一定程度上也傳給了我的母親，她唯一的孩子。

我很早就開始融入這個家族文化了。我還在穿尿布的時候，拉拉就開始叫我“特雷（Trey）”，這是紙牌玩家對數字“三”的行話。這是因為我是家族裡第三個叫比爾·蓋茲的人，排在我的父親和祖父之後（實際上我是第四個，但我父親選擇使用“小（junior）”作為後綴，所以我就被叫做比爾·蓋茲三世）。祖母在我五歲的時候教我玩“釣魚”紙牌遊戲。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們一起玩了成千上萬手牌。我們玩牌是為了找樂子，為了互相打趣，也是為了消磨時間。但我的祖母玩牌也是為了贏——而且她總是能贏。

那時，她的高超牌技讓我著迷。她怎麼能這麼厲害呢？她天生就是這樣嗎？她是虔誠的教徒，也許這是上帝賜予她的天賦？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找不到答案。我只知道，每次我們玩牌，她都會贏。不管玩什麼遊戲，也不管我多麼努力。

20世紀初，基督教科學派在西海岸迅速發展壯大，我的母親和父親的家族都成了虔誠的信徒。我想我的外祖父母從基督教科學派中汲取了力量，他們信奉這樣的理念：一個人的真正身份源於精神層面，而非物質層面。他們是堅定的追隨者。因為基督教科學派的信徒不計算實際年齡，所以祖母從不慶祝自己的生日，也從不透露自己的年齡，甚至連出生年份都不說。儘管她有自己的信仰，但祖母從不把自己的觀點強加給別人。我的母親不信這個教，我們家其他人也不信。祖母也從不試圖說服我們改變想法。

她的信仰可能在塑造她成為一個極其有原則的人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即使在那時，我也能明白，祖母遵循著一套嚴格的個人準則，包括公平、正義和正直。美好的生活意味著簡單地生活，把時間和金錢奉獻給他人，最重要的是，運用自己的頭腦——始終與世界保持接觸。她從不發脾氣，從不八卦或批評別人。她不會耍心眼。她常常是房間裡最聰明的人，但她會小心翼翼地讓別人也有表現的機會。她本質上是個害羞的人，但她內心的自信讓她表現出一種如禪宗般的平靜。

在我五歲生日的前兩個月，我的外祖父小J.W. 麥克斯韋（J. W. Maxwell Jr.）因癌症去世了，他年僅五十九歲。遵循基督教科學派的信仰，他拒絕了現代醫學的干預。他的最後幾年充滿了痛苦，祖母作為他的照顧者也備受煎熬。後來我才知道，外祖父認為他的病不知怎的是祖母的過錯，是祖母犯了某種上帝眼中未知的罪孽，所以上帝才懲罰他。即便如此，祖母還是堅忍地守在他身邊，一直照顧他到最後。我童年最深刻的記憶之一，就是我的父母不讓我參加外祖父的葬禮。當時我幾乎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只知道我的父母和姐姐去送別外祖父了，而我卻和保姆留在了家裡。一年後，我的曾外祖母拉拉在去祖母家看望她的時候去世了。

從那時起，祖母把她所有的愛和關注都傾注在了我和姐姐克里斯蒂（Kristi）身上——後來又多了妹妹利比（Libby）。在我們的童年時光裡，她一直陪伴著我們，對我們的成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我還不會自己看書的時候，她就給我讀書，在那之後的很多年裡也一直如此，她給我讀了很多經典作品，比如《柳林風聲》《湯姆·索亞歷險記》和《夏洛的網》。外祖父去世後，祖母開始教我自己讀書，她幫助我拼讀《九隻友好的狗》《美好的一天》以及家裡其他書籍上的單詞。當我們讀完了家裡所有的書後，她就開車帶我去西雅圖東北部的圖書館，借更多的書回來。我知道她讀了很多書，似乎對什麼都有所瞭解。

我的外祖父母在西雅圖高檔社區溫德米爾（Windermere）建了一所房子，房子足夠大，能容納孫子孫女們和舉辦家庭聚會。外祖父去世後，祖母繼續住在那裡。有些周末，克里斯蒂和我會在那裡過夜，輪流享受睡在祖母房間的特權。另一個人則睡在附近的一間臥室裡，那裡從牆壁到窗簾都是淡藍色的。街燈和過往車輛的燈光在那間藍色的房間裡投射出詭異的影子。我在那裡睡覺會感到害怕，所以每次輪到我睡在祖母的房間時，我都很高興。

那些周末的探訪時光非常特別。她的家離我們家只有幾英里遠，但在那裡度過的時光卻感覺像是在度假。她有一個游泳池和一個小型迷你高爾夫球場，是外祖父在側院搭建的，我們會在那裡玩耍。她還允許我們看電視——在我們自己家，看電視是被嚴格限制的。祖母什麼都願意和我們一起玩；多虧了她，我和姐姐們成了狂熱的遊戲愛好者，把任何遊戲——大富翁、風險遊戲、集中注意力遊戲——都變成了競技運動。我們會買兩份同樣的拼圖，這樣就可以比賽看誰先拼完。但我們知道她的偏好。大多數晚上吃完晚飯後，她就會發牌，然後毫不留情地打敗我們。

我大約八歲的時候，第一次隱約明白了她是怎麼做到的。我還記得那天：我和祖母坐在餐廳的桌子兩邊，克里斯蒂坐在我旁邊。房間裡有一台巨大的老式木製收音機，即便在那時，它也已經是過去時代的遺物了。沿著另一面牆有一個大櫥櫃，祖母把我們每個星期天晚餐時用的特別餐具都放在裡面。

房間裡很安靜，只有紙牌拍打在桌子上的聲音，以及快速抽牌和配對時的忙碌聲。我們在玩“突襲”（Pounce），這是一種快節奏的多人紙牌接龍遊戲。一個經常在“突襲”中獲勝的人，能夠記住自己手中的牌、其他玩家各自牌堆中已翻開的牌，以及桌子上公共牌堆裡的牌。這個遊戲考驗的是強大的工作記憶能力，以及能夠迅速識別出桌上出現的牌與自己手中牌的匹配模式的能力。但那時的我對此一無所知。我只知道，無論需要什麼來讓運氣偏向自己，祖母都具備。

我盯著自己的牌，腦子裡飛快地想著如何配對。然後我聽到祖母說：“你可以出那張六點的牌。” 接著又說：“你可以出那張九點的牌。” 她一邊指導我和姐姐，一邊玩著自己的牌。她不知怎麼地掌握了桌上發生的一切，甚至似乎知道我們每個人手裡拿著什麼牌——而這並不是魔法。她是怎麼做到的呢？對於任何一個玩牌的人來說，這都是基本技巧。你越能密切關注對手的牌，獲勝的機會就越大。不過，對於當時那個年紀的我來說，這就像是一個新發現。我第一次意識到，在紙牌遊戲中，儘管存在著種種神秘和運氣因素，但有些東西是我可以學習的，從而增加自己獲勝的機會。我意識到祖母不僅僅是運氣好或者有天賦，她訓練了自己的大腦，而我也可以做到。

從那時起，每次坐下來玩牌，我都意識到每一手發的牌都提供了學習的機會——只要我願意把握。她也知道這一點。但這並不意味著她會讓我輕鬆學會。她本可以讓我坐下，一步步地教我各種遊戲的注意事項、策略和技巧。但那不是祖母的方式。她不喜歡說教，而是以身作則。所以我們不停地玩牌。

我們玩“突襲”、金拉米紙牌、紅心紙牌，還有我最喜歡的“七張牌”遊戲。我們玩她最喜歡的一種複雜的金拉米紙牌遊戲，她稱之為“海岸警衛隊拉米”。我們也玩一點橋牌。我們從頭到尾玩遍了《霍伊爾紙牌遊戲大全》（Hoyle’s）裡的各種遊戲，既有流行的，也有不那麼流行的——甚至還有皮諾契勒紙牌遊戲。

在玩牌的過程中，我一直觀察著她。在電腦科學裡有一種叫做狀態機的東西，它是程序的一部分，接收輸入資訊，並根據一組條件的狀態，採取最優行動。我的祖母就像是一個經過精心偵錯的紙牌狀態機；她的思維演算法有條不紊地考慮各種可能性、決策樹和博弈論。我當時無法清晰地闡述這些概念，但慢慢地，我開始憑直覺理解它們。我注意到，即使在遊戲中出現一些獨特的時刻——比如遇到一些她可能從未見過的可能的出牌組合和機率時——她通常也能做出最優的出牌選擇。如果她在某個時候出了一張好牌，在遊戲的後期我會發現她是有原因才這麼做的：是為了為之後的勝利做鋪墊。

我們不停地玩牌，我輸了一次又一次。但我在觀察，也在進步。自始至終，祖母都在溫柔地鼓勵我。“聰明點思考，特雷。聰明點思考。” 當我在權衡下一步該怎麼走的時候，她會這樣說。她的話裡隱含著這樣的意思：如果我動動腦筋，保持專注，就能想出該出那張牌，就能贏。

沒有大肆宣揚，沒有豐厚的獎品，也沒有擊掌慶祝。我甚至不記得第一次在一天內贏的局數比她還多的時候，我們玩的是什麼遊戲了。但我知道祖母很高興。我很確定她笑了，這是對我成長的一種認可。

最終——大概花了五年時間——我能經常贏牌了。那時我快到十幾歲了，天生就有競爭意識。我享受這種腦力的較量，也享受從學習一項新技能中獲得的那種深深的滿足感。玩紙牌讓我明白，無論某件事情看起來多麼複雜，甚至神秘，你通常都能搞清楚。世界是可以被理解的。

我出生於1955年10月28日，是家裡三個孩子中的老二。姐姐克里斯蒂出生於1954年，比我大二十一個月；妹妹利比差不多十年後才出生。小時候，我被稱為“快樂男孩”，因為我似乎總是咧著嘴笑。並不是說我不哭，但我明顯的快樂情緒似乎蓋過了其他所有情緒。我小時候另一個顯著的特點可以說是精力過剩。我會搖晃身體。一開始是在一個橡膠搖搖馬上搖上好幾個小時。等我長大一些，即使沒有搖搖馬，我也會搖晃身體，坐著的時候搖，站著的時候搖，只要我開始認真思考某件事情，就會搖晃。搖晃就像是我大腦的節拍器，到現在依然如此。

很早的時候，我的父母就知道我的思維節奏和其他孩子不一樣。就拿克里斯蒂來說，她總是聽從吩咐，能輕鬆地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而且從一開始成績就很好。我卻一點都不像她。母親很擔心我，還提前跟我在橡果學院（Acorn Academy）的學前班老師打過招呼，讓他們有個心理準備。在我上學的第一年結束時，學校的校長寫道：“他的母親提前跟我們說過他的情況，因為她覺得他和他姐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們完全同意她的這個結論，因為他似乎下定決心要讓我們知道，他對學校生活的任何方面都完全不關心。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怎麼剪紙、自己穿外套，但他這樣卻非常開心。”（現在想想很有趣，克里斯蒂最早關於我的記憶之一，就是她總是很無奈，因為她得費力地給我穿上外套，然後讓我躺在地板上，這樣她才能把拉鏈拉上。）

我在橡果學院的第二年，成了一個“新的好鬥、叛逆的孩子”，一個喜歡獨唱和幻想旅行的四歲小孩。校長報告說，我和其他孩子打架，“大部分時間都感到沮喪和不開心”。幸運的是，我的老師們對我的遠大計畫感到鼓舞：“他讓我們覺得很受認可，因為他邀請我們成為他計畫中的登月之旅的乘客。” 他們寫道（我比甘迺迪提出登月計畫還早了幾年）。

教育工作者和我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時候就注意到的這些跡象，預示了我後來的樣子。我把那種讓我著迷於解開祖母紙牌技巧之謎的強烈熱情，投入到任何讓我感興趣的事情上——而對不感興趣的事情則毫不理會。讓我感興趣的事情包括閱讀、數學，以及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而我不感興趣的則是日常生活和學校裡的常規事務、書法、美術和體育。還有，基本上母親讓我做的大多數事情我都不感興趣。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的父母為了應對我這個精力過剩、聰明過人、常常叛逆、脾氣暴躁的兒子，耗費了大量的精力，而這也深刻地塑造了我們的家庭。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更能理解他們在幫助我走上這條非傳統的成年之路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我的父親被認為是一個溫和的巨人，身高六英呎七英吋（約2.01米），他有著一種平靜的禮貌，這是你很難從一個常常是房間裡最高大的人身上所預料到的。他與人打交道時直截了當、目標明確，這是他的特點，也與他作為一名為企業和董事會提供諮詢的律師（後來成為我們慈善基金會的第一任負責人）的職業相契合。儘管他很有禮貌，但他從不羞於表達自己的需求。上大學的時候，他想要的是一個舞伴。

1946年秋天，他是借助《退伍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上大學的眾多退伍軍人之一，這個慷慨的政府項目讓數百萬人獲得了他們原本可能負擔不起的教育機會。在我父親看來，這個項目唯一的缺點是，華盛頓大學校園裡的男生數量遠遠超過了女生數量。這意味著找到舞伴的機會很渺茫。於是，他找一個朋友幫忙。那個朋友叫瑪麗·麥克斯韋（Mary Maxwell）。

他知道她是一個女生聯誼會（Kappa Kappa Gamma）的負責人，所以他問她：“你知道有誰可能有興趣認識一個喜歡跳舞的高個子男生嗎？” 她說她會留意一下。時間過去了，卻一直沒有介紹。有一天，他們一起走在女生聯誼會房子外面的時候，父親又問她是否知道合適的人選。

“我心裡有個人選。” 她說，“就是我。”

我的母親身高五英呎七英吋（約1.7米），父親告訴她，從字面意義上講，她不夠高。“瑪麗，” 他回答說，“你太矮了。”

母親走到他旁邊，踮起腳尖，把手放在頭頂，反駁道：“我才不矮呢！我很高。”

父親總是聲稱，他請求介紹舞伴並不是一個讓母親和他約會的狡猾手段。但結果就是這樣。“哎呀，” 他說，“那我們去約會吧。” 然後，就像故事裡說的那樣，兩年後他們結婚了。

我一直很喜歡聽這個故事，因為它完美地體現了我父母的性格。我的父親：深思熟慮，毫不掩飾地務實，有時候甚至在感情問題上也是如此。我的母親：愛交際，而且在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時也從不害羞。這是一個有趣的故事，是整個故事的一個縮影，體現了他們之間的差異，而這些差異不僅僅體現在身高上，最終也影響了我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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